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家具有达成这些目标的实力，因为他们可以用金钱影响政治。
可以看出，2000年之前，利息率和经济增长率同时都高。虽然精英阶层把持着媒体和其他的各种话语权，但选举的时候，一人一票制决定了代表多数人意愿的人执政，美国方面特朗普当选，英国方面现在也换了首相。
财政政策的刺激结果也是类似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是对外投资，一个是对外贸易。所以这个全球化导致了发达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社会撕裂。发展中国家国内是各有所得，皆大欢喜。所以，目前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场世界经济战，这个世界经济战的第一个战场，就是在世界各国的国内。
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要想让经济持续增长，就得不断扩大需求。所以，与之相关的投资就是优质投资。在他看来，如果一味强调保增长，看到经济下行就刺激，结构失衡很难调过来，增长的内在动能也很难恢复。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政府大幅度放宽货币政策，并进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经济下行是从2010年以后开始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聚焦企业减负和民生问题 新京报：不少人士认为，还是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财政政策。解决这些问题，对启动居民消费，支撑经济增长，也将有重要意义。
这样效率才能提高、市场的供求关系才能恢复平衡，经济动能才能恢复。王小鲁：过去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过度偏重政府投资，但是公共服务支出偏低，投资过度导致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促进了产能过剩、房地产扩张过度，加剧了债务杠杆率上升。
政府改变不了客观规律。但现实情况是，在一些地方，民企和国企仍然面临两种不同的待遇。如何看当前经济形势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称，其背后的主要是结构失衡和民企信心不足所致。由于过去大规模的持续投资，目前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再扩大政府投资必然使无效投资越来越多，债务负担越来越重。
给经济一个喘息和调整时间，在经济下行中把失衡的结构调过来。但目前只有一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有所缓解，仍有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看来仍然严重。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不是说企业没有生产能力和投资能力，而是产品卖不出去，企业经营困难。中央提出，需要对民企和国企同等对待，实现公平竞争。
结构失衡恐怕最主要是长期持续的货币宽松和政府主导的投资过多所致。如果一味强调保增长，看到经济下行就刺激，那么结构失衡很难调过来，增长的内在动能也很难恢复。
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基本上还是要靠市场的自发调节能力。一定的政府调控可以减缓市场震荡，防止断崖式下跌，但不意味着长期增长率可以由政府决定。
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力图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长期持续的货币刺激必然导致投资过度，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如果能够解决民企面临的一些问题，使民企恢复信心，民企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可以发挥出来。他们在城市打工一辈子，不仅父母子女不能随迁进城，离开企业，还要回农村去，养老还要靠自己。刺激政策至多只能在短期拉升经济增长率，但改变不了经济长期变动的趋势。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仅是增加投资，减税、改善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结构失衡导致经济增长下降，但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在发挥优胜劣汰的调节作用。中国经济过去37年的加速发展首先应该归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改革中市场导向的民营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因素。
另一个问题是民企信心问题。而且，刺激政策会扭曲市场，加重经济面临的产能过剩和债务负担和结构失衡问题，还可能埋下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等隐患。
进入 王小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营经济 民生 。只要不搞行政保护，不继续刺激，部分长期亏损、低效率的企业、僵尸企业就应该被淘汰。
刺激政策驱动之下，2010年中国经济达到一个高点，但此后持续下滑至今。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上，政府应该减少点投资，把财政的钱更多花在给企业减负和解决民生问题上经济下行时，货币投放的关键棋子：有效和有价值的资产。据2016年的数据，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商行和农业信用合作社四大渠道，向城镇和非农业领域流出了3.2万亿元资金。
（1）中国农业里有近2亿就业劳动力，20亿亩耕地，劳均耕地水平可以说是世界最低。两项加起来为5.21万亿元。
应该有这样多，但是太多了这样的逻辑，找到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各个方面，或者市场竞争性的如收益率等这样的标准值。周天勇教授认为，其中结构性问题中最大的是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趋势严峻。
上述计算说明，即使按照1%抽样调查，以其前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无论是外生推算，还是人口作为内生变量推演，通过改革加调水改土，也可进入高收入和初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3）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相比，我们农村户籍人口少了两项最重要的收入：即土地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的创业收入。
从国际看，由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振兴制造业，特别是中美贸易棋局冲突，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实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以及中国本身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35.2%下降到了近年的18%左右，为最高比例时的一半。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很复杂和很难。经济分析中的消费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需要有提高居民收入这步棋支撑。（1）土地不能合理定价，其就无法作为资产与其他如流动资金、装备资本、技术等要素平等地以合理的价格入股成为经济投入中的资本。
一些公用设施投资，如果规模太大，债务太多，税收增长放慢，也会形成大量的政府违约。（5）由于产权还是不清，实际占有和使用的土地退出不能通过市场机制得到使用财产交易收入，农民即使土地闲置撂荒，也不愿意使用财产权流转让其优化配置。
这从行业利润比上，使制造业更加雪上加霜。目前中国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约在310%左右。
二是也有一些观局学者提出，走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这步棋，以替代国外出口收缩。这样一个研究逻辑的突破： （1）使原来改革会带来增长潜能过去的定性猜测，变成了定量的模拟估计。